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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“圣人之学”
是“心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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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章主旨在说明阳明回到北京任官后,如何开展“一心运时务”
的思想理论,并且进而在南京时提出“圣人之学即是心学”
的转变过程。
这包括几个面向的讨论:一是阳明如何向世人说明他“一心运时务”
的思想理论,而这个思想理论的学术脉络为何?阳明是如何宣扬此理论的?宣扬的过程中,碰到什么样的问题?二是阳明为何要在南京时提出“圣人之学即是心学”
的说法?其提出的动机何在?而此说法又带来什么样的后果?阳明又是如何去说服当时学术界接受此说法的?
全盘思考此“圣人之学即是心学”
说法的出现,必须扣紧此说法的现实因素。
而观察此现实因素,可从两方面切入:一是政治社会环境方面。
一个学说的出现,不但反映出提出学说之人当时所处的国家社会环境,也显示出此学说是否具有解决当时种种问题之可能性。
因此,必须通过当时的现实状况,才能理解此说法的意义。
而阳明之所以从“一心运时务”
的思想理论转变到“圣人之学即是心学”
,就意味着现实环境的转变,使其不得不提出相应的说法。
二是学术界的反应。
对于国家社会现实状况的看法,不管是前人或是时人,都会提出一套论述,并不仅仅于阳明一人独有而已。
所以,在众多的论述之中,如何让当时的学术界,接受其说法是可行的,是阳明最重要的问题。
其中的关键点有二:一是能否提出一套具有学术源流意识的理论根据,也就是说,不管是“一心运时务”
的思想理论,还是“圣人之学即是心学”
,都必须与古圣先贤的说法若合符节。
这不仅仅在思想材料上必须援引孔孟以来的经典,在思想体系上亦必须面对当时的学术主流。
也就是说,如何论证程朱思想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原因,而其说法可以的原因。
二是其说法的可行性如何展现?用传统语汇来说,是否具有“变化气质”
的功效或是“儒者之效”
呢?而这个效用,不但必须满足个人的需要,也必须满足国家社会的需要,否则此效用就是有局限性的,也就不是儒家所谓可以“参赞天地化育”
的学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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