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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论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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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来说,根本没有必要让自己工作所处环境的“偶然事件”
来塑造工作的政治意涵,或让其他人的宗旨来决定工作的用途。
讨论工作的意涵,决定工作的用途,这基本都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,属于他们自己的方针。
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,但也是在基本未经检验的程度上,可以影响甚或决定这些方针。
享有如此决定权,就要求他们做出公开的判断,对理论、方法和事实都要做出决定。
这些判断作为方针,无论同行还是个体学人表示关注都无可厚非。
然而,相较于有关个人方针和职业方针的公开讨论,不公开的道德判断和政治判断的影响要大得多,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?人们只有把这些影响也变成需要争论的方针,才会充分意识到它们,从而尝试控制它们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及其政治意涵所产生的影响。
任何一位社会科学家都无法避免做出价值方面的选择,并在研究中贯彻始终。
问题同议题与困扰一样,都关注那些对人们预期的价值构成的威胁;如果不承认那些价值,问题就难以梳理清楚。
无论是研究,还是社会科学家本人,都越来越服务于科层目的和意识形态目的。
有鉴于此,作为个体也好,作为专业人员也好,研究人和社会的学人都面临着如下问题: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所做工作的用途和价值,这些用途和价值是否在自己的控制之下,他们又是否力求控制它们?他们如何回答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,如何在自己的工作中和职业生活中运用或无法运用相关答案,决定了他们对于最后这个问题的回答:他们在自己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工作中,究竟是(a)在道德上是自主的,还是(b)受制于其他人的道德立场,抑或(c)在道德上随波逐流。
我确信,贯穿这些问题的关键词往往是出于好意,但已经不合时宜了。
现在,社会科学家必须真真切切地直面这些相当关键的问题。
要思考如何来回答它们,似乎必须涉及某些事情。
我将在本章讨论其中一些内容,并给出我最近几年逐渐开始觉得合乎情理的一种回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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