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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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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已放弃凑合着说我那有限的、结结巴巴的俄语,并且暂时不打算继续学它,因为我在此地急需时间做别的事情:翻译、写文章。
要是下次再来俄国,我得带上一些事先学会的语言知识,否则肯定是行不通的。
不过,既然我眼下并不想为将来制订积极的计划,所以,我并不确定这一点:说不定将来情况有变,也许比现在的情况更不利,那时学俄语对我来说就会变得十分困难。
至少,我的第二次俄国之行得做好文学和经济方面的充分准备。
迄今为止,不懂俄语从来没有像在圣诞节的第一天那样令我感到烦恼和痛苦。
当时,我们在阿丝雅的同屋那里吃饭——我出钱买了一只鹅,为此,我和阿丝雅几天前还吵了一架。
现在,鹅被分成几份盛在盘子里端上了桌。
做得不好,太老。
饭是在一张写字台上吃的,围坐了六至八个人。
席间只说俄语。
冷盘不错,是一道犹太风味的鱼,汤也很好。
吃完饭,我走进隔壁的房间,睡着了。
醒来后,我继续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,满心忧伤,眼前又一次(经常如此)浮现起当年我读大学时从慕尼黑去往塞斯豪普特的情景。
后来,赖希或阿丝雅不时地试着为我翻译一些他们谈话的内容,可这么一来却叫人觉得加倍的费劲。
他们谈论了一阵战争学院的一位将军,此人早年是个白卫军,内战时曾命令绞死所有被捕的红军,如今则成了教授。
他们争论着该如何评价此事。
谈论中最正统的是一位年轻、狂热的保加利亚女子。
最后,我们离开了,赖希和那位保加利亚女子在前,阿丝雅和我尾随其后。
我真是精疲力竭。
这一天没有有轨电车。
由于赖希和我不能坐公交车随行,我们别无他法,只得步行很长一段路去莫斯科艺术剧院。
为了收集更多的材料来写《舞台上的反革命》,赖希打算在那里看《俄瑞斯忒亚》一剧。
他们给了我们第二排中间的座位。
我刚走进剧场,一股香水味就扑鼻而来。
我没看到任何一个穿蓝衬衫的共产党员,倒是看到了在乔治·格罗斯的每一本相册里都能发现其身影的几种人。
这出戏彻头彻尾地体现了完全过了时的宫廷剧的风格。
导演不仅缺乏所有的专业素养,也不具备演出埃斯库罗斯悲剧所需的最基本的知识储备。
一种褪了色的、沙龙式的希腊风格似乎完全填满了他贫乏的想象力。
音乐简直没完没了,其中有许多瓦格纳的作品:《特里斯坦》,魔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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